滥觞的意思(嚆矢滥觞的意思)

魏晋南北朝“古今字”训诂论略

蒋志远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今字数据库建设及相关专题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历代训注古今字汇编及数据库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魏晋南北朝的“古今字”训条多以佚文的形式存在。该时期的多位学者继承并发展了汉儒开创的“古今字”训诂,使其广泛运用于经、史、子等各种文献的注释和训诂专书的编纂中,成为沟通历时汉字同用关系的通行训诂样式,为隋唐之后“古今字”训诂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基础,具有承上启下的学术史意义。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古今字；训诂

自汉代以降，训诂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古今字”问题进行注释，因此“古今字”学术史也是训诂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相关考察表明，“古今字”是肇源于汉代的指论历时同词异字问题的训诂概念，东汉郑众、郑玄的文献注释中已开始出现少量的“古今字”注释，到唐代，“古今字”已成为经、史、子、集各类文献注释中常见的训诂体式，各家创作的训条数以千计，其发展极为繁盛。然而“古今字”训诂从汉代的滥觞到唐代的繁荣之间是如何传承并发展壮大的？现有研究成果尚不足以回答，因为介于汉唐之间，长达三百余年的魏晋南北朝仍是“古今字”学术史研究的薄弱环节，除张揖《古今字诂》曾有洪成玉[1]（P61）、苏天运 [2][3]（P244-277）等学者讨论过外，尚存大量研究空白。

我们认为，魏晋南北朝上承两汉、下启隋唐，属于“训诂的深入与扩展期”[4]（P20），对“古今字”训诂的发展意义重大。考察该时期“古今字”训诂的传承和发展，将有利于学界充分了解这一训诂体式从产生到发展的整体轨迹以及该时期先贤的注释成就。有鉴于此，我们利用古籍数据库对魏晋南北朝的“古今字”训诂材料进行了全面整理，希望以此为基础考察该时期“古今字”训诂的传承和发展。

一、魏晋南北朝“古今字”训条的分布

根据李运富[5]（P66-89）的研究，东汉古文经学家郑众较早注意到“今文经”和“古文经”之间的部分版本异文系历时的同词异字，于是率先以“某，古字”、“某，今字”的形式予以标注，其后郑玄又首用“古今字”来指称这类问题。东汉之后，中国进入以分裂为主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时“博士失其官守垂三十年，今文学日微，而民间古文之学乃日兴月盛……汉家四百年学官今文之统已为古文家取而代之以矣”[6]（P189）。在古文经学兴盛的背景下，该时期的学者师法汉儒，广泛开展了包括“古今字”训诂在内的文献注释活动。我们在“瀚堂典藏”数据库中检索发现，该时期有15位学者注释过“古今字”问题，他们创作的301则相关训条当中，一共指论了310组“古今字”，具体分布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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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源上看，出自传世文献如《国语注》《颜氏家训》《尔雅注》《方言注》《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的“古今字”仅有38则，占总比重12.6%；而其余263则，占总比重87.4%之多的“古今字”训条都是从隋唐以来的引文或古本残卷中辑佚而来。从这一数据看，魏晋南北朝“古今字”训条主要存在于佚文之中，这批材料的学术价值，不能因其所属原著的散佚而受到忽视。

从训条所属的体裁看，该时期的“古今字”注释分别见于随文注释和训诂专书两种训诂材料之中。就前者而言，被注释的字组所记词义一般要受到上下文的限定而比较具体，比如虞翻、韦昭、如淳、孟康、晋灼、郭璞等家针对《周易》《国语》《尔雅》《汉书》《穆天子传》《山海经》等文献中具体字词的“古今字”训注都属此类，这些训条有74则，占总比重的24.6%；就后者而言，因为训诂专书中的被训释字组所记词义一般没有上下文的限定，所以各家的释义也就相对笼统、概括，比如张揖《古今字诂》、李登《声类》、吕忱《字林》、何承天《纂文》、佚名《字书》、顾野王《玉篇》（《原本〈玉篇〉残卷》）就属此类，这些训条有227则，约占总比重的75.4%。

二、魏晋南北朝“古今字”训诂的继承性

总体上看，魏晋南北朝的“古今字”训诂和汉代有十分明显的继承关系。在观念上，各家对“古今字”概念“历时同词异字”的性质认识和汉儒保持着一致，他们都基于“古字”和“今字”的同用关系来注释字词；在行文上，各家都是用“古今字”或其术语变体关联例字，不论“古字”“今字”对举，还是单言“某，古（今）字”以赅对举，其思路都和汉儒一脉相承。

“古”“今”对举，是在训条中同时举出“古字”和“今字”。汉儒郑玄曾在《礼记·曲礼》“君天下曰天子，朝诸侯、分职、授政、任功曰‘予一人’”下注云“《觐礼》曰‘伯父实来，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这是用典型术语“古今字”进行总体的对举，意在说明二者的历时用字差异，具体哪个是古字、哪个是今字，作者并未严格限定；而《周礼·夏官·弁师》“诸侯之缫斿九就，珉玉三采，其余如王之事，缫斿皆就，玉瑱玉笄”下郑玄所引郑众（郑司农）“缫当为藻。缫，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的指论，则是分用“古字”和“今字”逐一注明例字的地位。这种对举的方式在魏晋南北朝的用例如：

（1） 【已而有娠，遂产高祖】应劭曰“娠，动。怀任之意。《左传》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汉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汉书》卷一颜师古注）

（2） 【郁陶、繇，喜也】孟子曰“郁陶，思君”。《礼记》曰“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即繇也，古今字耳。（《尔雅》卷一郭璞注）

（3） 【安跱】《字诂》“古文歭，今作跱”，同。直耳反。《广雅》“跱，止也”。谓亭亭然独止立也。（《慧琳音义》卷一）

（4） 【是捄】《字詁》“古文��、捄二形，今作救”，同。居又反。救，助也。（《慧琳音义》卷九）

（1） 【已而有娠，遂产高祖】应劭曰“娠，动。怀任之意。《左传》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汉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汉书》卷一颜师古注）

（2） 【郁陶、繇，喜也】孟子曰“郁陶，思君”。《礼记》曰“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即繇也，古今字耳。（《尔雅》卷一郭璞注）

（3） 【安跱】《字诂》“古文歭，今作跱”，同。直耳反。《广雅》“跱，止也”。谓亭亭然独止立也。（《慧琳音义》卷一）

（4） 【是捄】《字詁》“古文��、捄二形，今作救”，同。居又反。救，助也。（《慧琳音义》卷九）

例（1）和例（2）中出现的“古今字”用语，注释意图和郑玄《礼记注》中是一致的。从上下文看，例（1）正文中的“娠”表{孕妊}。颜师古所引孟康注释云“娠音身”，首先指出这两个字同音。而“汉史身多作娠”则表明在孟康治《汉书》的魏晋时期，{孕妊}已通常由“身”字记录，和《汉书》中“多作娠”的习惯迥异，所以他用“古今字”关联“娠”和“身”是{孕妊}的历时不同用字。例（2）正文出自《尔雅·释诂》，而晋人郭璞注中所云“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出自《礼记·檀弓》的“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郑玄注云“犹当为摇，声之误也。摇，谓身动摇也。秦人‘犹’‘摇’声近”，孔颖达疏云“‘咏斯犹’者，摇动身也。咏歌不足，渐至自摇动身体也。‘犹斯舞’者，舞，起舞也。摇身不足乃至起舞，足蹈手扬，乐之极也”。根据郑玄和孔颖达的意见，这里的“犹”实际可通“摇”，表示{摇动}，而这一动作又和人的喜悦是存在关联的，所以郭璞针对《尔雅》“郁陶、繇，喜也”说“犹即繇也，古今字耳”，意指{喜}上“犹”和“繇”具有古今同用关系。

例（3）和例（4）都是《慧琳音义》对魏张揖《古今字诂》中训条的转引。苏天运 [2]（P114）考证此书系“专门收集汉魏文献训诂中涉及古今不同用字的材料，并以今字为字头进行分部编排的训诂工具书”，例中将“古字”和“今字”对举的思路，和汉代郑众相仿。例（3）中的“古文歭，今作跱”意指 “古”时由“歭”字记录的词义，在“今”天则由“跱”字承担。结合张揖《广雅》“跱，止也”以及玄应“亭亭然独止立也”的说解，可知{独立}上“歭”是“古字”，“跱”是“今字”。例（4）情况类似，但张揖指出在{救}上“今字”“救”同时对应着“��”“捄”两个“古文”，实际上对举了两组“古今字”。

上述对举的训条在魏晋南北朝为数有限，而单举“古字”或“今字”以赅对举的情况更为常见，因为只要点明字组中的“古字”或“今字”，另一方的地位便是不言自明的。这种凝练的“古今字”注释风格在汉代即普遍存在，《诗经·大雅·韩奕》“夙夜匪解，虔共爾位”，郑玄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共”，说明“共”是“古字”，同时暗指着“恭”是“今字”；而《说文解字·水部》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去。法，今文省。佱，古文”，实际关联了三组“古今字”，即灋——法、佱——灋以及佱——法。魏晋南北朝的这类训条例如：

（5）【失得】如字。孟、马、郑、虞、王肃本作矢。马、王云“离为矢”，虞云“矢，古誓字”。（《经典释文》卷二）

（6）【甿��之人，而迁徙之徒也】善曰：……如淳曰“甿，古文氓。氓，人也。”（《文选》卷五十一李善注）

（7）【仙】《声类》云“今僊字”。（《大广益会玉篇》卷三

（8）【曹】《字书》“今��字也”。（《原本〈玉篇〉残卷》卷九）

（9）【��】本或作䦈。《字林》云“皆古嗟字”。（《经典释文》卷二十九）

（10）【餔】��湖反。《国语》“亲载以行，国之孺子无不餔也”。野王案，《广雅》“餔，食也”，《楚辞》“餔其糟，歠其醏”是也。《尚书大传》“春食餔子”，郑玄曰“餔子，小子也”。《说文》“日加申时食也”。野王案，今为晡字，在日部；古文为盙字，在皿部。（《原本〈玉篇〉残卷》卷九）

（5）【失得】如字。孟、马、郑、虞、王肃本作矢。马、王云“离为矢”，虞云“矢，古誓字”。（《经典释文》卷二）

（6）【甿��之人，而迁徙之徒也】善曰：……如淳曰“甿，古文氓。氓，人也。”（《文选》卷五十一李善注）

（7）【仙】《声类》云“今僊字”。（《大广益会玉篇》卷三

（8）【曹】《字书》“今��字也”。（《原本〈玉篇〉残卷》卷九）

（9）【��】本或作䦈。《字林》云“皆古嗟字”。（《经典释文》卷二十九）

（10）【餔】��湖反。《国语》“亲载以行，国之孺子无不餔也”。野王案，《广雅》“餔，食也”，《楚辞》“餔其糟，歠其醏”是也。《尚书大传》“春食餔子”，郑玄曰“餔子，小子也”。《说文》“日加申时食也”。野王案，今为晡字，在日部；古文为盙字，在皿部。（《原本〈玉篇〉残卷》卷九）

例（5）出自《经典释文》，其中的“虞”指孙吴学者虞翻。陆德明首先比对了包括虞本在内的五种《周易》注，发现他们对于“失得勿恤”一句都写作“矢得”，其中马（融）、王（肃）由“矢”的本义{箭}解释“矢”当训为“离”，而虞翻指出在{誓}上“矢”为“誓”的“古字”，相应的“誓”就是“今字”了。

例（6）原文出自《文选》所录贾谊《过秦论》。其中的“甿”，《说文》训“田民也”。这句话中的“甿��之人”，是说陈涉为“田民、徒隶一类的人”。李善所引，是曹魏学者如淳的注，“甿，古文氓”意指后代由“氓”记录的词义{田民}，在“古”时由“甿”承担。说“甿”是“氓”的古文，即指出甿——氓在{田民}上是“古今字”。

例（7）是见于宋代《大广益会玉篇》中的魏李登《声类》的佚文。《声类》今已不存，而我们根据这则引文可以推断李登原书曾指出“仙”的职能和“今”，也就是魏时读者熟悉的“僊”字相同，单言“僊，今仙字”便指出了在{僊}上仙——僊是“古今字”，简洁明了。

例（8）是《原本〈玉篇〉残卷》所引魏晋佚名训诂专书《字书》的内容。我们推断《字书》原本应有“曹，今��字也”这样的训释指出“今字”“��”和“古字”“曹”功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以现代学术眼光看，“曹”字上部实际上是“㯥”之讹变，“曹”“��”实为同一字种。但从《字书》的注释来看，作者显然从心理上觉得“曹”“��”的形体差异已达到影响理解的程度，便把它们看作两个字来关联，这种思路和《说文》关联正篆“回”与“古文”“囘”的“古今字”指论十分相似，从细节上反映着魏晋南北朝学者“古今字”观念的继承性。

例（9）是《经典释文》对《尔雅·释诂》“嗟、咨，��也”的注释，陆德明在此转引了晋吕忱《字林》的“古今字”注释。从《尔雅》的上下文看，“��”在此承担的职能是{叹词}。《经典释文》首先就“��”在其他版本《尔雅》中的异文“䦈”提出校勘意见，接下来说“《字林》云‘皆古嗟字’”，这表明吕忱原书曾指出过在这个意义上“��”和“䦈”是“古字”，而这个意义在后代由“嗟”承担，也就是说��——嗟以及䦈——嗟是两组“古今字”。

例（10）来自清末罗振玉、黎庶昌自日本访得，据考证是梁顾野王《玉篇》原作的《原本〈玉篇〉残卷》，这则训条以“今为某字”和“古文为某字”的方式关联了两组“古今字”。从书证用例看，顾野王列举了“餔”的两种用法，其一是“国之孺子无不餔也”以及“餔其糟”中的“餔”，承担的词义均为{喂食}，与第一段“野王案”所引《广雅》“食也”之训相应；其二，是《说文》中“餔”字“日加申时食也”的训释，这个“餔”所记词义为{夕食}。从第二段“野王案”判断，这里两则“古今字”指论都针对{夕食}而言。“今为晡字”说明梁代此义由“晡”字承担；而“古文为盙字”则说明在较“餔”更“古”的时期，{夕食}曾由“盙”记录，如此则关联了餔——晡、盙——餔两组“古今字”。

以上可见，魏晋南北朝各家都继承着汉儒开创的“古今字”训诂传统，不是闭门造车式地孤立研究。这种继承性并非偶然，它和魏晋南北朝的语文生活背景以及当时盛行的古文经学有密切联系。在文献依靠手写传播的时代，随着语文习惯的变迁，文献中层层累积的前代用字习惯便可能成为后人的阅读障碍，这一矛盾在汉代有，魏晋南北朝亦然。所以各家在注释文献的过程中，首先就有着疏解历时同词异字问题的客观需求。同时，魏晋南北朝的学术风尚是与汉代一脉相承的古文经学，在郑众、郑玄等汉代古文经学家的示范性影响下，魏晋南北朝学者沿用“古今字”训诂疏解当时文献中的历时同词异字问题是顺理成章的事。

三、魏晋南北朝“古今字”训诂的发展

在继承的基础上，魏晋南北朝学者也不断发展着“古今字”训诂。这种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对“古今字”现象的不断探索发掘，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古今字”训诂样式的推广普及。

魏晋南北朝以国家大分裂、人口大迁徙、民族大融合为社会背景，该时期的语文习惯也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其中汉字和汉语词之间记录关系的动态变化，决定着文献中的历时同词异字问题是推陈出新、层出不穷的。从材料看，该时期学者对“古今字”的注释并不是一味地转引、承袭汉儒旧说，据我们统计，在魏晋南北朝学者指出的310组“古今字”中，竟有284组不与汉代重合，约占总比重的91.6%[7]（P133）。这部分成果涉及的材料有的是汉儒未曾发现的，也有的是魏晋之后逐渐产生的，足见学者们在继承先贤“古今字”训诂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使学界对这一语文现象的认识积少成多。

此外，随着魏晋南北朝参与“古今字”训诂学者队伍的不断壮大，这一训诂体式的运用领域和服务范围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汉代实践过“古今字”训诂的学者仅有5位，他们所论588组“古今字”中，许慎《说文解字》一书就占了562组[7]（P133），其余各家提供的新字组极少。就随文注释的训诂材料而言，汉儒郑众、郑玄、马融等人的“古今字”训诂基本都是为《周礼》《礼记》《毛诗》和《尚书》等儒家经典服务，包含“古今字”注释的训诂专书只有《说文解字》一部。整个汉代的“古今字”训条数量虽然多，但从事这一注释活动的学者却很少，训条的分布也极不平衡。反观训诂文献散佚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我们从各种佚文当中尚能找到分属15家的301则训条，可见该时期的“古今字”训诂家的队伍是不断壮大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的“古今字”训诂除了注释儒家经典之外，还在《山海经》《穆天子传》《国语》《汉书》等子、史类文献的注释中得到推广，随着该时期字书、韵书、雅书的分立，《古今字诂》《声类》《字林》《纂文》《字书》等专书训诂中“古今字”也已成为通行的注释体例。虽然目前已无法收齐魏晋南北朝所有的“古今字”训条，但管中窥豹，该时期“古今字”注释的规模较之汉代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以上这些表现来看，魏晋南北朝学者师古而不泥古，他们在继承“古今字”训诂的同时积极探索又发现许多新的“古今字”现象，并将这一训诂样式发展成注释各种文献中历时同词异字问题的通行体例。我们认为，这种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是“古今字”训诂在汉代源起和唐代繁荣之间一个至关重要的过渡环节。一方面，魏晋南北朝学者使得古文经学家发明的“古今字”训诂传统薪火相传；另一方面，他们推广“古今字”训诂的成功实践，又成为隋唐以降学者效法的榜样。认识到该时期学者为“古今字”训诂所作出的努力，我们才能够合理地解释“古今字”训诂活动是如何从东汉的细流涓涓发展到隋唐以降的波澜壮阔。

四、小结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古今字”训条的整理和考察，我们对该时期的“古今字”训诂情况有了如下几点认识：

首先，魏晋南北朝的训诂文献流散严重，其“古今字”训条多是吉光片羽式的佚文。但从收集到的15家301则“古今字”训条看，该时期的“古今字”训诂活动比较活跃，是“古今字”学术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

其次，魏晋南北朝学者的“古今字”观念和注释思路都继承自汉儒，各家所用“古字”与“今字”对举，以及单指一方以赅对举的注释形式，都意在沟通不同汉字的历时同用关系。这种继承，是和当时文献手写传播以及古文经学兴盛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

第三，魏晋南北朝学者在继承汉儒的基础上也不断地发展着“古今字”训诂。他们一方面继续发掘新的“古今字”现象，指论了大量前人不曾言及的字组，另一方面扩大了“古今字”训诂的运用范围，使得“古今字”训诂在该时期已经成为遍布经、史、子类文献注释和字书、雅书、韵书当中的通行注释体例。这种广泛运用，为隋唐之后“古今字”训诂的繁荣发展打下了基础，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洪成玉.古今字概述[J].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2(3).

[2] 苏天运.张揖《古今字诂》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3] 苏天运.《古今字诂》佚文辑校[A].励耘学刊(语言卷)[C].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1).

[4] 王宁.训诂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5] 李运富.早期有关“古今字”的表述用语及材料辨析[A].励耘学刊(语言卷)[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2).

[6] 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蒋志远.唐以前“古今字”学术史研究[D]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本文原载《励耘语言学刊》2015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