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的应用)
编者按: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四十年,伴随着现代经济学引入中国并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相互作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2016年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钱颖一在长期的求学、研究和任教工作中,与多位世界知名经济学家有过密切合作与交往。这些学者对现代经济学有举足轻重的贡献,其学术思想对中国改革有多种层次的重要影响。
我们从钱颖一教授的《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信出版社,2017)一书第九章“经济学家的思想”中选取十篇文章,推出《思想的力量·钱颖一笔下的十位经济学家》系列,每周三为读者展示钱颖一教授笔下的一位经济学家。
本期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思于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思曾说:“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诺思的遗产
(2015年12月28日)
文/钱颖一
诺思(Douglass North)于2015年11月23日在美国密歇根州去世。我最后一次见到诺思是在2010年2月17日,我与他和温加斯特(Barry Weingast)在斯坦福大学附近门罗帕克(Menlo Park)的Left Bank(左岸餐厅)一起午餐。诺思那时已经年近90。在此之前不久,他与沃里斯(John Wallis)和温加斯特的新书《暴力与社会秩序:解释人类有记录历史的概念框架》(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s: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Recorded Human History)刚刚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温加斯特是我在斯坦福大学任教期间多篇论文的合作者,沃里斯是我在马里兰大学任教时的同事。所以我一直都清楚地知道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去完成这部著作。这也是诺思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
我们从他们的新书谈起。这本书把人类社会历史归纳成三种状态:原始的无秩序状态、“有限准入秩序”(limitedaccess orders)的“自然国家”(natural states)状态,以及“开放准入秩序”(open access orders)的“现代社会”状态。自然国家状态比无秩序状态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国家垄断的暴力阻止了无秩序的暴力,这使得社会比较有秩序,有利于人们的生产激励。但是,在自然国家状态下,国家不受限制而个人受限制,因此私人产权在本质上是不安全的,市场竞争也不公平,经济发展因此受限。在现代社会的开放准入秩序下,由于国家权力受到制约,私人产权得以免受国家的侵犯,由此私人有激励进行投资和生产,市场公平竞争,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在每一种状态中,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相互决定并互为增强的。比如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的开放准入与政治的开放准入并存,经济上的竞争与政治上的竞争也一同出现。在人类历史上,从自然国家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它首先发生在欧洲,并逐渐传播到全球。
我们由此谈到当代中国。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和开放引发的高速经济增长,让诺思十分兴奋。一方面,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印证了他关于产权、交易成本、激励等一系列论说。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开放和政治开放上的不同步与他的“开放准入秩序”并不一致。诺思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转型时期,还不是一个稳定结构,一切都在发展过程之中,因此不能太快下结论。他推荐我阅读摩尔(Barrington Moore)1966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独裁与民主的社会起源》(The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一书。这是一本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并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但是他仍然对我不知道这本如此经典的著作感到惊讶,我也乐意承认自己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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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认识诺思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1990年到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任教,在那里结识了温加斯特,并通过他认识了诺思。温加斯特曾经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 at St Louis)任教,与诺思曾是同事。诺思在20世纪60—70年代在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任教,与张五常是同事。他在80年代到了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任教,与前面的华盛顿大学是在两个不同州的两所大学,前者是州立大学,后者是私立大学,尽管都叫华盛顿大学。进入90年代,诺思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任教的同时还兼任位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该研究所独立于斯坦福大学)的资深研究员,所以我经常有机会在斯坦福见到他。90年代初,先是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两年后的1993年诺思又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制度经济学研究是很大的促进。1997年我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参加了新制度经济学学会的成立活动。那次会议科斯、诺思、威廉姆森三位大师都到场,科斯当选第一任主席。之后诺思和威廉姆森分别也担任过该学会主席。
90年代初我读到温加斯特与诺思1989年发表于《经济史杂志》上的论文《宪政与承诺》(“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 Century England”),印象非常深刻。他们运用博弈论和“可信承诺”来解读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实现的对君主权力的限制,如何保护个人激励,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君主的经济利益。在他们的论文中,在君主与贵族或私人的博弈中,如果君主不受任何限制,他的任意权力太大,他事先做出的承诺(比如减税)就是不可信的。在这种情况下,贵族或私人就没有激励去投资,因为害怕事后被君主剥夺投资回报。但是,当君主的权力受到限制后,承诺变得可信,贵族或私人的投资激励上升,君主反而可以从做大的饼中通过税收或发债获得更大的利益。从数据中他们发现,在英国光荣革命限制君主权力之后,英国资本市场上的借贷利率下降,融资成本下降。这反映在英法战争中英国政府能以较低利率发行大量国债为战争融资,而法国国王的绝对权力则阻碍了他的发债能力。这是我最早读到的运用博弈论解释历史和制度的论文之一。
诺思是经济史学家,本科(人文学,1942年)和博士(经济学,1952年)都毕业于伯克利加州大学。他在20世纪50—80年代研究经济史,聚焦于产权、政府、交易成本和制度演变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他的几本著作,比如1961年出版的《美国的经济增长:1790—1860》(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1973年出版的《西方世界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化》(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都是开创性和奠基性的研究工作。他最为广泛流传的是在1990年出版的《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总结概括了他的前期工作。这本书中的第一句话给出了他对制度的定义:“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类设计出来的规则用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其结果是制度提供了人们在交易中的激励结构,不管是政治的、社会的、还是经济的。制度变迁影响社会随着时间的演变,因此是理解历史的关键。”
英文原文:Institutions are the rules of the game in a societyor, more formally, are the humanly devised constraints that shape humaninteraction. In consequences they structure incentives in human exchange, whether political, social or economic. Institutional change shapes the waysocieties evolve through time and hence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historicalchange. 这是目前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对制度的定义。
诺思对我关于中国制度变迁的研究一直非常感兴趣并热情支持。1992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出现高潮,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特殊的制度安排。诺思毕竟是经济史学家,所以他对历史上的大事件都不放过,尽管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事件。这与多数经济学家不同,他们更多地关注发达经济中某一个专门领域中的细节,并用最新的方法和工具做精致的分析,却较少关注其他经济体中的重大变化。诺思对我研究的两个问题特别感兴趣:一是当时兴起的乡镇企业中的产权问题;二是中国地方政府的激励,特别是对地方官员热衷于经济发展的激励与行为。产权和政府行为是诺思研究经济历史中的核心问题,而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也与这两点关系很大,但是中国的具体形式却与西方历史上的发展又有不同之处。他虽然能够理解中国许多制度安排的特殊性,但是他始终问一个最终问题:如果没有正式的、基于法治的合同和制度安排,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长期来看产权在中国是安全的吗?如果没有安全的产权,中国经济增长能够长期持续吗?我无法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2007年7月12日诺思访问清华经管学院,就“人类历史与制度变迁”做学术报告。在那次报告中,他首次介绍了他同沃里斯和温加斯特研究的主要思想,那时他们的书还只是手稿,尚未完成,但是基本思想已经形成。在那次会上,已经在清华任教的我、李稻葵、白重恩、王一江和正在清华访问的李宏彬、杨涛以及北大的林双林等与他对话,探讨中国发展路径的特点,引发学术争论,十分有趣。
产权和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80年代开始张五常和杨小凯的介绍与推广分不开。张五常和杨小凯认为产权、制度、交易成本是市场取向改革中的根本性改革。张五常是1969年诺思在担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系系主任之时被聘前往任教的,直到1982年离开美国到香港大学任教,在华盛顿大学经济系执教十多年。在我和诺思的交谈中,多次听到他赞赏张五常的才华和经济洞见。科斯、诺思、威廉姆森三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各自的侧重不同。科斯最为深刻,科斯关于企业实质的阐述第一次提出企业与市场边界的问题,科斯定理则第一次阐述了产权、交易成本和效率的关系,对经济理论和法律实践都影响巨大。诺思的研究侧重西方经济发展史,用制度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解释西方经济的崛起,既有理论,也有实证。威廉姆森的研究重点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企业内部结构,他把企业组织放到了经济学的中心。这三人的贡献奠定了新制度经济学(这个名称是威廉姆森发明的)的学科基础,也使他们分别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的影响远超出其他经济学分支,诺思在中国的影响远超出在美国的影响。这是因为制度在中国的改革和转型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一般均衡理论,这一研究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最基本的价格理论,并没有像制度经济学那样深入人心。这也形成一种现象,就是在中国,关于价格扭曲和市场扭曲的问题往往说不太清楚,而关于制度缺陷和激励扭曲的问题却能够得到很多评论。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制度相对健全,激励相对正确,所以多数的经济学分析把制度作为给定的事实(taking for granted),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资源的市场配置以及市场扭曲带来的成本上。中国作为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经济,市场扭曲和制度缺陷同时出现,而后者更为根本。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更大,就不足为奇了。
经过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已经从一个穷国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样大的社会变动时期,人们对历史研究的兴趣随之增大,不仅对中国自己几千年的历史,也对世界历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史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转型历史特别关注。诺思以一个经济学家的严谨,以经济增长为切入点,研究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以制度经济学特有的视角和分析方法,获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他对中国经济崛起提出的一系列尚未解答的问题,都是留给我们的智识遗产(intellectual legacy)。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随着中国经济从中等收入逐步迈入高收入,制度和制度变迁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理论和现实课题。在中国的历史性转型过程中,诺思的遗产将不可避免地伴随并帮助我们继续探索。
本文原载于《财新周刊》2015年第50期
经济学家简介
道格拉斯·诺思
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美国经济学家、历史学家。1920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萨州坎布里奇市。1942年、1952年先后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诺思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也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曾任《经济史杂志》副主编、美国经济史学协会会长、东方经济协会会长、西方经济协会会长等职务。
生平著作:
《1790—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
《美国过去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
《制度变化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与戴维斯合著)
《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与托马斯合著)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
主要论文:
《经济史》
《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的变化的原由》
《西方世界成长的经济理论》
《第一次经济革命》
《结构与绩效:经济史的任务》
……
作者简介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生于北京,祖籍浙江。1977级清华大学数学专业本科毕业。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运筹学/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2006年9月起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学术荣誉包括:2012年当选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The Econometric Society)会士(Fellow),2018年当选为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获得2009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2016年度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中国经济、中国教育。担任《经济学报》、《清华管理评论》、《教育》主编,《经济研究》编委会委员。
中文书著包括:《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中信出版社)、《大学的改革》(第一卷、第二卷)(中信出版社)、《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老清华的社会科学》(与李强共同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走出误区:经济学家论说硅谷模式》(与肖梦共同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与青木昌彦共同主编)(中国经济出版社)。
论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经济研究评论》(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经济研究》等国际国内学术期刊。
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 Arrow)
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人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
关于企业、市场与政府边界的学说
原书责编:包敏丹
本期责编:时曼琳
本期校对:张晓雪
本期编辑:韩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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