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派(什么叫左派)

抖音真文案网 2022年08月27日 15:51 255 admin

每个中国大统一王朝的建立，势必伴随着一场席卷中原的全境战争。这里隐含“中国”作为想象的文明体，“天下定于一”的整全性诉求。但这一超大的政治共同体，又促使每一次政治秩序格式化的过程，务必建立起一套绝对的中央权威，才能使得律令制统治的通畅。所以，基于这样一个政治学的视角，辛亥革命因为缺乏一场血腥的权力格式化过程，才使得民国利维坦从诞生之初，就因为血腥哺乳的缺失而营养不良，这是后来民国秩序动荡根本性因素。因此，与其说辛亥革命是中国版的“光荣革命”，倒不如承认这一说法，只具有政治建构上“高贵谎言”的说教意义，而背离了“中国”的历史宿命。注1

叙拉古之惑案：以上开篇词其实是我在构思《想象国家——主权疆域的重构》一文，结尾部分中的一段。因为不涉及全文主旨，所以当时只是做了一个印象式的总结。但是前几天在读了程念祺教授的《一个儒生的乌托邦：西汉亡于宫廷，王莽亡于天下》一文之后，受到了一些启发，准备为这个结论写一个长注，但一思考，就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决定单独成立一篇文章。

本文不打算就此观察作出任何价值判断，只是基于学理作出一个分析。当然，关于本文的讨论是开放式的，因为我并没有花太多时间通过历史案例对本文开篇的结论做一个实证检验，倒也不是做不到，只是这个比较麻烦，因此本文试图通过个别案例展开论证，也欢迎读者对此提供更多的正面案例和反面案例。

一 “抽象的中国”

相信所有打开这篇文章的读者都会注意到本文标题上的“中国”是打了一个引号。这当然是我无可避免的受到当下“何为'中国'”问题意识的影响。所以本文标题中所指的“中国”，并非是一个实证法学意义上的政治单位，而是一个集体主观想象层面的抽象“中国”——情感共同体、记忆共同体、生存共同体、乃至于是一个空间概念。由绝大数人主观想象，进而重叠出一个有机体和领地空间意义的“中国”，套用一个逼格不高的哲学名词，就是“唯心主义”的产物。这个“中国”的形成符合亚里斯多德的“四因说”——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

一旦重叠出来的“中国”理型成立，就会蕴含一种整全的诉求。注2举个一个简单的例子，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一段赵匡胤对南唐使者的的话：“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赵匡胤作为一方霸主，他对于政权的疆域范围有一个明确的整全诉求。当时处于五代十国的末期，中原已经分裂了五十年，但是赵匡胤的观念里，中原始终是要“定于一”的，这就是主观意义上对于“中国”作为一个想象文明体所具有的应然性整全诉求。如果理解起来有点不方便，那么我举一个生活中的案例，比如说我们从小到大对于配偶的想象，那都是四肢健全的，如果现在告知你的未来会娶（嫁）一个像杨过、潘光旦那样缺胳膊少腿的人，那你肯定崩溃，这就是一种整全的想象诉求，只不过赵匡胤是对于国家的整全想象。当下的中国，绝大部分人同意“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其实也是一种典型的应然性的整全诉求。注3

二皇权统治的逻辑

黑格尔在《世界史哲学演讲录》中对于中国历史提出过一个观察：“中国的历史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对此，我并不能同意黑格尔基于欧洲历史经验总结出一套带有特殊性的进步史观，作为衡量中国历史的标尺。因为对两个缺乏交通，在各自空间内独立演化发展的政治体，进行规范性要求是非常无聊的，正如你不可能要求银河系的另外一个地外文明（假定）发展出一套美国式的政治制度一样。注4

中国左派(什么叫左派)

虽然，中国的政制史的演化，绝非是一层不变，比如京都学派所提出的中国“近世论”——在宋朝前后有着深刻的分野。但是，黑格尔对于中国历代制度架构是以皇权为核心的君主制的观察还是成立的。注5早在战国时期，郡县制度就开始产生萌芽，直到秦始皇完成统一，重新塑造了一套政治架构。这是中国在政治上的“早熟”，虽然这依然是一套以西方历史演化的脉络标尺来衡量中国历史，不过这并影响我们基于整个观察展开讨论。注6

有别于封建制那种权力下放，地方权力具有高度的自主性架构安排。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同质化政治体，以皇权为中心的统治网络，有赖于绝对性的政治集权，将官僚体系作为一种实现皇权意志的手段，才能有效驱动“中国”这个超大规模的政治体，我姑且将这套制度称之为皇权（中央）律令制。但在这套制度运转之前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寻求政治异制化向政治同质化的转变，来解决政治认同和政治忠诚问题，回顾“中国”的历史，通常是将先前所有的权力网络进行格式化。注7在这一格式化过程中，必然伴随一场血腥的清洗，也就是全境战争，最终催化“利维坦的诞生”。（全境战争还有一个实际作用，就是保证恐吓，毕竟律令的实现需要权威。）

概括的说，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被应然性的要去实现，而唯一有效能够驱动“中国”这个实体维系的制度就是一套绝对性的中央律令制，但在这个建立的过程中，会伴随着巨量的杀戮，这就是“中国”这个概念实现的过程中，本身所具有的“血咒”。

三相关历史案例

因为我并没有查阅相关的历史著作，所以，对于本文的观察，因为不需要对于成功建立统治的王朝的历史再重复一遍，就举一些简单的反例来说明（没做到格式化只是受力量限制，而非不愿），格式化是中央律令制对于权力的诉求必然导向绝对性。

中国左派(什么叫左派)

1.王莽受禅夺取天下，在获得皇帝之位之后，并没有来一次权力格式化的重组，权力网络的政治忠诚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切换，因而很快，王莽就被地方势力的造反而摧毁。

2.赵匡胤发动一场政变夺取了柴家天下，但是并没有完成对于地方军镇的权力格式化。所以南北两镇的李筠和李重进前后起兵反宋。

3.清初，拥有高度政治、军事自主权的平西王吴三桂反。

4.辛亥革命，南北通过妥协建立共和，虽然从帝制向共和的制度转型来看，付出的代价很小，但是南北的权力架构根本没有形成一体化，所以很快，南方就起兵反对袁世凯。

5.国民党北伐，在摧毁了北方力量之后，其实仅仅是形式上的统一，依然不能有效统治全国，所以借着剿共的名义，且打且放，打算一路打过去，对于地方权力来一次格式化重组。

结论

本文的写作过程中，没有参考任何的书目，所以在论证中，我自认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跳跃。在一些名词的运用上，也存在随意性。不过鉴于我是发着低烧写完的。所以我自己也不可能对此有着过高的要求，再退一步，这篇也只不过是我的一个长注。本文的主题也有待我进一步完善。

本文只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现象做了一个演绎，并不蕴含任何的价值判断。当然，我肯定有自己的思考见解，但这类话题总是存在巨大的争议，所以我也不方便在此做出表达。

注1：其实这段结论的产生，是对高全喜老师在2011年所写的专著《立宪时刻》的一个商榷。高老师在《立宪时刻》中提出“革命的反革命”，这是基于他的保守自由主义的政治观，认为一场革命之后形成的“反革命”观念，是一种以较小代价（妥协）换取新秩序的保守主义智慧，辛亥革命是一场中国史意义的“光荣革命”。高老师有他作为政治哲人对于中国宪制的精神立法的冲动，是秩序规范意义上的。而我更多的是从政治社会学实然的角度对于辛亥革命作出否定性的评价。不过，必须说明一下的是，这里无所谓对错之分。只是问题和目的意识不同。

当年关于《清帝退位诏书》解读的论文很多，除了高老师的专著之外，还有杨昂、章永乐、郭绍敏作出正面的肯定，不过后几位是基于“国族主义”作出积极的评价。比如章永乐的专著就是《旧邦新造》，仅从题目上来看，这就和高老师的立意不是回事，所以读者不可不察。至于杨天宏和凌斌的论文给出了反对意见，一个是基于历史学家的实证角度，一个是法学立场上，认为以契约性质来为现疆域合法性做出证成，隐藏一个弊端，不过，这些不在本文所论述的范围之内，在此就不做展开，未来在《想象国家——主权疆域的重构》中我会做具体的讨论。

注2：我个人认为应该高度强调司马迁对于“中国”成型的建构作用，而不是仅仅强调秦始皇统一后所做的工作。没有司马迁将一套历史叙事纳入一体，是否会有个长时段的统一的“中国”存在，就会变得很可疑。在中西比较史研究时，除了分析地理、军事、制度等客观因素之外，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时的欧洲是否存在一个主观想象，如果不存在这样的主观想象，就很难统一。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亚平宁半岛之上，分布着各自独立的城邦，世上本无“意大利”，是因为马基雅维利的好朋友圭恰迪尼的《意大利史》出世，将亚平宁半岛上的城邦纳入到统一的叙事中，才奠定了意大利这个政治理型的觉醒。因此意大利完完全全是历史学家建构的产物。前几天看到一个说法，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第一次统一时，讲意大利语的才20%，而意大利国王只会说法语。

注3：虽然有很多人嘲笑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但是我必须说，这是最粗暴但却是最有效的动员。要知道，对于人而言，这个世界上99.99%的人只不过是思想观念的提线木偶，根本无法像苏格拉底一样做到对于自己的人生作出审思。更不可能具备像尼采和福柯一样具有一种质疑重估的自觉。人的行为往往是思想编程，记忆编程的结果。

注4：但是当西方把中国裹挟进“近代”之后，双方的交往深入，那么就可以产生一种规范性的要求。要知道，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种历史阶段论的规范诉求的产物。

注5：金观涛先生在80年代有一部名著《兴盛与危机》，其实就是对于黑格尔这个观察的一个解释。因为时间久远，我已经不清楚金老师用的是什么样的术语来做讨论，印象里，金老师是结合了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和一个可复制的文化DNA（也许可以用“模因”这个概念）对于中国历史的君主制循环模式做了总结。虽然这书不可避免的具有一些时代局限，但我认为这还是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史学实证主义的质疑，还不足以推翻这书的大框架。

注6：中国一些左派最喜欢在那里讨论一些话语问题，比如张旭东、汪晖、王绍光。我的看法就是，所谓的话语仅仅是一个尺度标准，固然西方基于自己历史特殊性的话语成为普遍性话语有其问题，但是中国左派的那些尺度，在后现代的解构主义面前，难道不也是建构的产物吗？——僵尸遇上鬼，谁也别数落谁。

最终如何理解历史，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处境，没必要轻易的接受别人的思想编程。说到底，别人的看法也脱离不了他们自身的处境。

注7：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说，社会权力的生长都有一套自主意识，这种地方性逻辑总是伴随着于皇权律令的冲突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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