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派(建制派和自由派)

微博热评号购买 2022年09月05日 02:21 318 admin

转引自社会学了没

权力失去监督是祸害，私欲失去控制是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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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性骚扰的核心概念？

女权主义倡导的反性骚扰运动中，权力，是一个核心概念，这个概念很重要，关系到性骚扰是否成立，有必要细数一二。

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权力关系”会有不同理解。

在美国娱乐圈的“me too”行动中，主要强调的是身份政治，这是由美国社会的脉络所决定的。美国的身份政治之所以高度发达，起源于以种族问题为核心的民权运动，以种族问题形成的身份认同，推广到各种诸如性别、LGBT等社会运动的发起。

欧洲和美国得情况就非常不一样，因此，欧洲的身份政治运动也不可能像美国一样群情激奋。

那么在中国，什么是“权力关系”？

大的来说，中国一般老百姓的身份认同都差不多，并不存在像美国“白人”“黑人”那样的，绝对到可以引起跨越阶级和社会身份认同的差异。

建制派(建制派和自由派)

中国老百姓眼里最大的权力关系，就是自己和国家、自己和集体之间的关系。这一点，自改革开放以来也有着深刻的变化，中国老百姓已经越来越适应公权力逐渐从私领域的退出，所谓“公私分明”。

中国人有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呢？

当然有的，在中国，构成最主要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差异，实际上是阶级。

80年代前和这30多年来，阶级的表现又不一样，80年代前是以相对固化的“出身”（成分）为主要维度的，而这30多年，则表现为以财富为主要决定性因素，包括职业地位、文化、学历，同样也包括出身（但不是成分了）等多种因素，在性别、民族、性取向等身份上，并不构成影响阶级的主要因素，当然，这些因素不等于没有差异和高下之分。

因此，对中国人而言，你跟他谈权力关系，他首先一点的理解是：我有没有权？其次是国家的权力和我私人的权利之间的关系；第三是我和你相比起来的社会地位如何，比如谁更有钱，谁的职位更高，等等这些。

这些“权力关系”的维度，往往和美国文化下所强调的以性别、种族、性取向为主要表现的“身份政治”有着根本的不同。

我们需要考量，身份差异是不是就是权力关系？

我认为要看具体的文化环境。在美国，肤色的差异构成主要的身份政治，因此，肤色差异有可能会构成权力关系。在今天的中国，性别当然也是一个可能构成权力关系的维度，但是不是所有的差异，都可以和性别差异作同样的“权力关系”似的类比？比如高矮胖瘦，皮肤白黑白、头发多少，这些可以吗？

性别差异也不等于就是男强女弱的权力关系。

这就涉及到第三点，影响人和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因素有很多，有身份的，也有现实处境的，还有别的。如前所述，贫富差距、职业、社会地位等等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人和人之间的地位高下，这些因素叠加在一个人身上，就会互相影响。

性别，是其中一个维度。最终哪个或哪几个维度起决定性因素，还要放到这个人的现实处境，以及前文说的具体的互动中去。

比如，男导师看起来是比他的女学生要有更强的权力，但是如果这个男导师有贪腐的证据在这个女学生身上，那可能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了。所以，不看别的，只看性别，是不足以考量具体的权力关系的。

简单强调“男强女弱”，那不叫性别权力关系，那叫性别刻板印象。

具有差异的，不同阶层的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如何达成？

我认为，主要是互动中达成。你王思聪和我没有交集，能有什么权力关系？不能说因为你王思聪是富二代，我仰慕你，我们就有权力关系了，而是说，在我和你王思聪具体的交往互动中，才能达成权力关系。

这也就是为什么，讨论师生之间的权力关系，必须放在他们具体互动的情境中，不能说因为你的身份是老师，我的身份是学生，我们就存在权力关系。

建制派(建制派和自由派)

不同阶层和差异之间的人的交往互动，当然也可能是彼此平等的，否则人和人之间也就不可能存在平等的互动。

甚至原先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人之间，也可能通过彼此互动，消磨掉部分的不平等之处，比如，恋爱就是一种可能消磨掉彼此本身可能的不平等的方式，笔者有位老师朋友就说，自己绝对不会和自己的学生谈恋爱，原因是“如果我和她谈恋爱了，那论文谁写啊？”；也有人，通过婚姻跨越原本所处的社会地位，攀升上流，比如邓文迪。

此外，身份之间的优势劣势，在具体的情境中并不绝对，比如，一个生活优越惯了的大学生在农村的劳动实践中很可能比不过一个十几岁的山里娃；具有高学历的教授，在性工作的调查场里，在小姐们看来，很多地方可能就像个傻子。

特别是在中国，具体的情境非常丰富，所以更不能抽离具体情境的，用单一的身份来判断人和人之间的权力关系。

综上所述，权力关系有具体的情境，看谁在用，怎么用。

在人际互动中，会因为各种身份、现实以及个体的心理、生理等等原因发生变化，我们也有很多办法去处理它，权力关系本身也会在互动中发生变化。我们不能只关注骚扰者与被骚扰者的权力关系，却不关心举报人和被举报人的权力关系。

提倡取缔师生恋、办公室上下级恋情的反性骚扰运动，还有一种理由就是认为，这会导致假公济私，或对其他人不利。

这在现代社会的运作中，可能是一条理由，但是我们其实有很多方式进行挽救和避免，比如将双方调离可能发生利益共谋的职位和环境，但并不等于师生之间、职场上下级之间的恋情，就是一种借助权势的逼迫行为。

在女权主义提倡的性别平权运动中，倡导凸显差异，为下阶层的跨越、翻转撑开空间，那么，为什么在反性骚扰中，有些身份差异就变成了固化的，不可逾越的权力桎梏？尤其是，在中国，有很多美好的传说，用的都是超越阶级身份者之间的相爱来颂扬个体如何冲破结构藩篱，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平权文化。比如牛郎织女，比如人蛇之恋，比如小姐爱书生，比如书生爱女鬼，还比如，五四时以一场场师生恋为代表的自由恋爱革命的故事。

因此，在反性骚扰过程中，我们需要警惕用“权力关系”替代差异，用身份政治抹杀人和人之间具体鲜活的互动。

我们更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希望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还是希望在不同阶层的人之间重新划分界限？